从野蛮走向文明：《翦商》解密殷周之变

人祭、权力与上古中国的历史转折

尽管商周时期已出现成熟文字，但对多数读者而言，夏商周常与繁复的祭祀、墓葬遗址和考古报告联系在一起[k]。李硕所著《翦商：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》以非虚构写作手法，重构了上古三代的历史图景，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——人祭[k]。

书中指出，商代人祭并非自始盛行，而是随王朝扩张逐步制度化。早商时期如偃师遗址，最初以牲祭为主，后期才出现人祭现象，且多与新征服地区相关[k]。随着势力扩展至晋南、关中乃至湖北，商人俘获大量人口，部分沦为奴隶，部分成为祭祀牺牲[k]。

在作者看来，人祭是一种构建“王朝商族”身份认同的宗教手段，通过献祭“非我族类”强化族群边界，具有上古“民族主义”色彩[k]。考古发现如郑州商城壕沟中被制成碗状的人头盖骨、台西遗址幼儿献祭遗存等，印证了这一宗教行为的普遍与残酷[k]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商时期曾出现“宗教革命”迹象：郑州商城窖藏坑中整齐埋藏纹饰精美的青铜器，显示可能以“掩埋青铜器”替代人祭的新祭祀形式[k]。此类行为或源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祭祀传统，如北福地、屈家岭文化中埋藏非实用器物的做法[k]。然而，《史记》记载的“九世之乱”暗示改革失败，人祭在晚商时期反而达到顶峰[k]。

关于夏代，书中提出“有限人祭”概念。二里头遗址虽未见宫殿区大规模人祭，但在铸铜作坊及庭院中发现十余具用于奠基或献祭的尸骨[k]。这种“由下而上”反向影响宫廷的现象，反映出手工业族群的高度自治性，许宏称之为“大都无城”格局[k]。各区域独立围墙及未见大型城墙体系，进一步佐证了早期王权尚未实现全面集控[k]。

《翦商》还通过《易经》卦爻辞与甲骨文互证，揭示商周之际的历史变迁。例如“孚”字可释为“俘”，呼应甲骨文中“用罔孚”等占辞，印证俘虏用于献祭的史实[k]。作者强调，对《易经》的史学解读并非孤证，而是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，符合“二重证据法”的研究规范[k]。

周族崛起过程亦被重新审视。传统叙事中古公亶父为避戎狄而迁居周原被视为仁德之举，但碾子坡遗址未见外族入侵痕迹，暗示迁徙可能另有动因[k]。此次迁徙为周族发展奠定基础，最终实现“翦商”——不仅推翻商朝，更终结人祭陋习，标志着华夏文明从野蛮迈向新生[k]。

《易经》与甲骨文揭示的商周之变

《易经》中的史料记载，周族东迁是为商朝守卫西部边疆，如《益卦》爻辞“中行告公从，利用为依迁国”即表明此举对双方有利[1]。书中多处卦爻辞暗藏商周剧变的关键信息：《归妹卦》反映商周联姻，周文王实为纣王姑父；“有孚”指周人协助商朝俘获羌人；《坎卦》《噬嗑卦》则记录了周文王被囚羑里的经历[1]。

《易经》和出土甲骨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文献（图：周甲骨卜辞，《翦商》）▼

《乾》《坤》两卦揭示了周人从臣服商朝到“翦商”崛起的历程[1]。“利涉大川”象征大军渡黄河征伐殷商，“利建侯”则指行军中派遣斥候侦查[1]。

殷周之变之所以被儒家千年称颂，源于其终结了长期盛行的人祭传统[1]。殷墟遗址显示，人祭不仅是宗教仪式的核心，也满足特定人群的精神需求，但终究随文明演进而消亡[1]。

殷墟遗址揭示商代人祭的一角

人祭是各类仪式的重要部分

也满足围观者精神刺激的需求

但这一残酷行为注定随文明进程消失

（图：《翦商》）▼

商朝虽创造出精美青铜文化，却未能摆脱血腥的人祭制度，其暴力美学如同饕餮纹饰般狰狞耗命[1]。因此，将“殷周之变”视为“华夏新生”恰如其分[1]。李硕所著《翦商：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》观点深刻、语言流畅，是一部深入剖析上古文明转型的重要著作[1]。